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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美忠在講課

法制晚報訊 范美忠準備辭職了。

在四川都江堰光亞學校的一間教室里，唯一的兩名學生——一個低頭看視頻，一個戴著耳機。坐在黑板下的語文老師范美忠自顧低頭看書，并不說話。

直到下午的一堂選修課，他才捧起一本《莊子》，向前來聽課的五名學生講述道家思想。興起時，他會在黑板上疾書、揮舞雙手并在提問時露出難得的笑容，“其實我挺喜歡教書的，但學生不愛學，我也沒辦法。”

這讓范美忠決心離開這所已任教9年的學校。事實上，自汶川地震在課堂上先于學生逃生以來，他既未辭職也未遭到解聘。

前不久，韓國“歲月”號船長先于乘客棄船逃生，讓“跑跑”一詞重回公眾視野。汶川地震6周年臨近，法制晚報記者與范美忠面對面，試圖呈現(xiàn)一個“逃生者”眼中的另一個“逃生者”。

談船長

確有失職 依法論處不過多批判

FW：韓國“歲月”號客輪開始進水時，代理船長李俊錫首先棄船登上救生艇并獲得救援。你看到這條新聞時心里是什么反應?

范美忠：我當時的想法是，一定會有人將我的事和這件事結合起來談。因為當初談論我的事就有人把我比喻為船長，這件事也同樣涉及到學生，而且當初我也跑了嘛。

FW：你如何看待船長的這一行為?

范美忠：船要沉的話，肯定要讓乘客逃生，我覺得船長確有失職。因為沉船逃生涉及操控等，需要船長的專業(yè)指導。

但站在我的經(jīng)歷上來分析，我很想知道這個船長是否曾經(jīng)受過相關的訓練。如果他有過職業(yè)訓練，這樣做就是不合適的。如果他沒有經(jīng)過訓練，我們也需要反思，逃生訓練為什么不到位?

因為人性有很多弱點。我們往往認為，一個人應該負什么責任，但是我們卻很少去想他能不能負起某個責任。

能否負起責任，除了心理素質(zhì)和道德高下之外，很多時候與其能力有關。這個能力就是說其是否有類似情景下相關心理素質(zhì)和如何操作的訓練。這就跟我當時一樣，因為缺乏逃生經(jīng)驗，地震來臨時我和學生一樣都會驚恐。等后來再有余震，我們就很平靜了。

我覺得船長這件事要依據(jù)法律的規(guī)定，如果屬于違法犯罪，按照法律規(guī)定處理即可，該判五年判五年，該判十年判十年，也不要做過多批判。

FW：與你當初一樣，這位船長現(xiàn)在被稱為“李跑跑”，你對“跑跑”一詞作何理解?

范美忠：這我還不知道，但我比較反感這樣叫。雖然我不認識這個船長，但我認為，首先他依然是有人格的，即使是罪犯也有人格。我們可以道德評論，可以說他不道德，但不可以道德審判。當我們給他起外號，這就是一種道德審判。

其次從法律上來講，這是一個法律行為，這件事本身是受法律規(guī)范的，既然人家違法了，按照法律處理即可，過多的譴責沒有意義。

對我個人來說，給我起綽號，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進行道德審判。比如有人貪污了，我沒有貪污，所以我獲得了道德優(yōu)越感，我就可以對其任意侮辱，我不這樣認為。我本身是一個很豐富的人，這個叫法，將我的一生簡化為那么一件事情，這對我的人生也是一種遮蔽。

FW：有人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當面叫你“范跑跑”嗎?

范美忠：肯定會有，朋友有時開玩笑也會這樣叫我。有個別的學生也會這樣叫，曾有個藏族的女生叫我“跑跑兄”。如果現(xiàn)在見到媒體這樣叫我，我會很反感。

FW：船長李俊錫事后向公眾致歉，說自己無言以對。你剛才談到自己的行為與之有些相像，你是否也想過為自己的行為致歉?

范美忠：如果船長認為自己確實有錯，致歉是很正常的。如果我認為自己有罪的話，也會道歉。不道歉通常分為兩種情況，一是認為自己根本就沒有錯，二是礙于面子不愿道歉，那么我認為自己屬于第一種。并不是說船長道歉，態(tài)度就比我好了，可能是他真認為自己有錯。我不能為了顯示我自己態(tài)度很好而去道歉。

實際上對我來說，道歉是很容易的事情。如果我在課堂上遲到了，我就會給學生道歉。有一次我在課堂上阻止一位戴耳機的女生，語氣重了些，后來我也對她說對不起。

談逃生

教育缺失 讓孩子不能處險應變

FW：“歲月”號傾斜之后，船上300多名學生中大多數(shù)按照船方指示留在船艙中待命，最終與客輪一同沉沒。反倒是一些沒有聽從指示的學生獲救。韓國目前都在反思“服從”文化，你一向主張打破約定俗成的價值觀，對此作何解讀?

范美忠：客輪傾斜之后，就應該根據(jù)當時的情況隨機應變，并非一定要有人下達命令才走。這里就涉及到東西方的差異。權威性和服從型人格，會成為我們普遍的特征。東亞文化，都是權威型文化。韓國、日本和中國人，都有服從領頭羊的特點，我們習慣了被吩咐去做什么。而歐美文化則不同，會給個人更多自主決策的空間，會經(jīng)常自主決策。

生存能力應該作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這反映了長久以來，我們的文化和教育長久沒有賦予孩子身處危險的訓練，也跟我們長久以來沒有給予孩子自主決策和判斷能力有關。因而面對危險時，我們不能隨機應變，這個反思是很有意義的。

FW：但也有觀點認為，身處客輪之上，獲救也需要專業(yè)的引導。很難說隨機應變就比接受專業(yè)引導生還概率大?

范美忠：聽從專業(yè)引導本身是沒錯的，但是如果沒人進行專業(yè)引導呢?沒有專業(yè)指導就應該自主決策。

FW：失事客輪上一名副校長在獲救后自殺身亡，并在遺書中稱，200多名學生生死未卜，是他策劃了這次修學旅行，因此承擔所有責任。你如何看待副校長自殺?

范美忠：校長的話是非理性的，因為他事先并不知道船會沉。這只是一個偶然事件，哪怕是他認為自己應該負責，我也不認為他有責任。他的自殺，可能主要因為傷亡人數(shù)太多而打擊太大。在極大的打擊之下，他會認為，如果沒有修學旅行，就不會沉船，繼而產(chǎn)生強烈的內(nèi)疚感。

談改變

變得謙卑 引導學生不做道德審判

FW：汶川地震距今已有6年，你是否曾為當初自己的行為而內(nèi)疚?

范美忠：回過頭去看，首先我的行為沒有損害別人，其次那是一個瞬間的下意識，而非一個可以理性自控的過程或機會。本來我還可能有點內(nèi)疚的，當看到將英勇犧牲當做應該的時候，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。

我可以內(nèi)疚，但是我不能因為要求我內(nèi)疚而內(nèi)疚。從道德至高的標準來看，我確實應該內(nèi)疚。但這種標準一定是內(nèi)心的一種自發(fā)的渴望，不是用來要求的。

FW：如果當時你的學生出現(xiàn)傷亡，你還會這樣認為嗎?

范美忠：有傷亡，我會感到悲傷，因為我們長久相處，這是私人情感。但并不代表我有責任，我也不會歉疚。悲傷是一個情感問題，而歉疚是感覺自己未盡責的事。而且并不是我不想救他們，而是我有沒有這個能力。在沒有經(jīng)過演練的情況下，面對地震這種突然事件，我不能保證自己是一個理性而冷靜的人。

FW：當時有很多讓你辭職的呼聲，這是否帶給你工作上的壓力?

范美忠：其實我一天都沒有離開工作崗位。汶川地震之后學校就放假了，直到當年8月15日才開學。校長曾口頭通知將我解聘，并跟我說，如果有媒體采訪就說自己被解聘了。如果非要找我麻煩，校長就說學校是災區(qū)，我是到災區(qū)來支教的。

現(xiàn)在我準備辭職去別的學校了，其實我挺喜歡教書的。因為近些年這里的學生不愛學習了，課都很難正常上。

FW：你現(xiàn)在平時都在做些什么?

范美忠：周一到周五都在學校上課，周六帶一個讀書會，周日上午在一個培訓學校給成年人講國學。其他時間都和妻子女兒在一起。平時有空了再打打球，看看書。

FW：當初的那場風波，是否讓你有所改變?

范美忠：在生活中，我對人的態(tài)度有很大轉變。之前我很喜歡對他人進行譴責，言辭非常激烈。經(jīng)歷了2008年的事之后，我遭受到當初我對他人一樣的道德譴責。自身意識到對他人不應過多地進行道德指責，對他人人性的弱點應該更包容。一旦這樣，人就會變得平和，不會覺得別人總不好，世界總不好。

我也曾認為自己很勇敢，但災難讓我認識到并非如此。人在沒接受考驗之前，往往會對自己有過高的評估。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，往往才能感受到人性的弱點，觸摸到更真實的自己，這時會更加謙卑。后來我教文學作品，就特別引導學生，看到《紅樓夢》里各種人性，不要做道德審判，無論是對賈瑞、賈璉還是薛蟠。我越來越走向莊子的思想，在悟其中的道，也覺得自己越來越有力量。

(法制晚報 麗案調(diào)查工作室記者 蒲曉旭文/攝)